首先，康德赞同霍布斯，认为只有代表者才能承载共同体的统一人格，从而带来和平秩序。
所以，当公德中的不得为或有所守同严苛法律的相关规定相通或一致，法律实效的两根柱石就已经树立起来，法律实效的渐进增长就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条件。我国人对文学之兴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
和一个世纪以前一样，中国今天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向其他国家取经。为了克服这一条件性，使正义具有自律的外表，社会必须诉诸法律。 摘要: 中国制定法实效低下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虚假的个人在实际生活中则更多地靠私德（通俗地说就是交情）和潜规则行事。因此，在生活论证中就需要将情理法三者动态地结合起来，但结合的轴心既不是情也不是法，而应是理。
其次，必须设置严格的权力分配与制衡制度，确保权力的法定性存在。 三、公德孕育：法律实效常态化维续的观念性和主体性资源 在中国文化典籍和日常生活中，公字并不缺乏，因为诸如大公无私、舍己奉公、公而忘私这样的表述可谓铺天盖地。[12] See John Bell: A French Lesson in Judicial Review, Oxford Journalof Legal Studies, vol.2, no.1, 1986. [13]戴雪对法国行政法院的批评，see supranote5，pp.380-401。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 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这就是所谓的形式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9]。在此意义上，法国的法治经验同样也值得重视 注释: [1]参见李步云：《依法治国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推进》，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3）与此相关，必须被遵守的法仅被限定于实定法，而不承认担保实定法的高级法背景。
[12]不过，所幸的是，在第三共和时期，法国确立了一种独特的行政法院制度，将行政的合法律性由行政法院加以保障。 单从语义学角度而言，法治中国的用语似乎更有助于表达人类现代法治文明的共同特征，而通常所采用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这一说法则更倾向于强调法治的中国化，即基于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现状以及政治制度所形成的法治的独特内涵。
[13] 三、在法治中国之内涵的形成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镜什么 以上就是英、德、法三国在近代时期所形成的不同的个别化的法治模式。在这一意义上，法治中国概念的提出具有某种矫枉过正的重要意义，而如何透过这个概念去建构一个为现代文明社会所能共同理解的法治内涵，也确实成为当今我国法理论界的一个要务。[2]另一方面，近年以来，在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开始有针对性地出现了所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表述，并对学术界进行了有力的渗透。（2）为此，守法不仅是针对国家，更主要是针对公民而要求的一种义务。
[8] A.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Constitution (8th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1927, pp.179-201. [9]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第二、唯有法律拥有法规范创制力的原则。对于法国行政法院的发展以及其优缺点，参见张莉：《独具特色的法国行政法院制度》，收于作者《当代法国公法——制度、学说与判例》一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页以下。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违反法律，也不允许依照行政法规变更废止法律，变更废止法律的只能是法律本身。
尽管如此，笔者还要煞风景地指出：法治中国归根究底需要完成法治的中国化，而这一进程实际上就是法治的个别化，甚至只是法治个别化的一种模式。关于英国的法的统治（rule of law）模式：该模式是理想的，而且具有重大的当代意义，但由于这种模式是在较为漫长的历史传统中生成的，横向移植存在较大困难性。
[4]参见[日]畑中和夫、T.W rtenberger：《现代法治国家论》，晃洋书房1994年版，畑中撰写部分，第264页以下。[8] 作为近代西方后起之秀的德国，其法治模式则与英国有所不同，曾被长期表达为法治国(Rechtsstaat)，而其在近代时期所确立的则是形式法治国的原理，尤其是时至19世纪后半期，法律实证主义潮流在德国居于主流地位，在其影响下，法（Recht）被等同于法律（Gesetz），作为基于法的统治 的法治国家，也就自然而然被理解为实现依（照）法（律）行政的国家，而法律是否应该包含保障自由的内容这一点，则不再被视为法治国家的问题。
尽管如此，该模式将法治的主要精神理解为抑制肆意的权力，以保障个体应有的自由权利这一点，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而反观当今中国，虽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宪法，目前执政党也倡言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但应清醒看到：这种法治主要还是源于自上而下的推动，而未获得自下而上的强大托力，其要义还未最终形成。[3]法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主流观点，可参见李龙、卓泽渊、李林、徐显明：《法学家眼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载《光明日报》2009年9月10日，第011版。[1] 然而，如何理解依法治国、法治等概念，在当今中国学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则存在严峻分歧。他认为依照法律行政包含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法律的优位原则。[5]参见【日】野中俊彦、中村睦男、高桥和之、高见胜利：《宪法》（I），有婓阁1992年版，第25页以下。
长期以来，后者取向的诠释已被演绎到极致，以致损夺了法治应有的普遍内涵。以下，先简单考察一下英、德、法近代法治模式的不同内涵及特点。
（4）正因如此，不存在拘束立法者的法治，而存在立法者的绝对性，即使法治的保障确立了可诉诸司法的形态，但既然拒绝了权力的分立，并立足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最终必然确立以党的领导为保障的形态。[5]时至二战之后，法治的要义才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宪政国家之间形成笼统的共识，传统英国的rule of law模式基本上成为主流，1959年阐述了法治的本质（the nature of law）的《新德里宣言》便在此意义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以及《现代法制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等等。一方面，部分学者试图努力引进当今西方成熟法治国家有关法治的理念，尤其是英美的法治观念。
毕竟，英美式的司法独立在当今中国一时难以完整实现，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自古则不乏公共权力自我约束的观念和制度，并存在行政机关内部分权制衡的独特传统。第三则是将宪法作为通常法律的结果，意指英国的宪法并非作为一种抽象的宣言而存在的，而是法律在法院实际上被适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结果，为此其所保障的权利，也可在法院中得到有效的救济。[3] 毋庸置疑，这种法治理念的实践形态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早在1994年，日本著名比较法学家畑中和夫教授就曾对中国法治的特色做了四点的分析，其内容如今基本上仍可适用：（1）与其说它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法治的直接目的，倒不如说存在这样的构造，即在第一层意义上是以维护社会主义体制或秩序作为目的的，由此助益于自由权利的保障。第二是法律上的主体平等，要求行政权与普通公民均服从法律，应同样在法院接受裁判。
再者，在当今中国的现实中，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统合的主导力量，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今中国的法治并不可能与当今西方诸立宪国家共享完全相同的定义，而不得不从个别化的法治模式开始着手进行法治内涵的建构。关于法国近代的合法律性（légalité）模式：该模式在中国学术界向来没有受到重视，其在违宪审查制度确立过程中的困境亦值得当今中国学者注意，但是，它提供了一种启示，即在无法对立法的正当性提出质疑或审查要求的制度框架下，也可以通过设立行政法院来保障执行权的合法律性，并在此延长线上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
要实现法治的理想，中国很可能要先从建构法治的个别化模式开始出发，最终走向现代文明社会共通的法治社会。[11]法国的公意学说以及由此导致的立法权至上，可参见方建中：《超越主权理论的宪法审查：以法国为中心的考察》，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4页。
这与英国近代的法治传统的精神有所不同，后者被理解为抑制专断的权力，保障英国宪法下所赋予的个人权利(英国戴雪语)。[7]但鉴于西方诸国的法治在近代时期亦存在英、德、法等不同的个别化模式，为此，究竟要借鉴其中的哪种模式，则有待于具体分析
[4]参见[日]畑中和夫、T.W rtenberger：《现代法治国家论》，晃洋书房1994年版，畑中撰写部分，第264页以下。[5]参见【日】野中俊彦、中村睦男、高桥和之、高见胜利：《宪法》（I），有婓阁1992年版，第25页以下。对于法国行政法院的发展以及其优缺点，参见张莉：《独具特色的法国行政法院制度》，收于作者《当代法国公法——制度、学说与判例》一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页以下。[4] 二、法治的个别化模式：以近代英德法为范例 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关于法治的核心含义是什么，在近代时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即使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也曾存在了不同的个别化模式，其中主要有英国法的统治（rule of law）、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at)和法国的合法律性（légalité）这三种具有不同内容的模式。
以下，依次对三者做出简要的评价和建议。[8] A.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Constitution (8th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1927, pp.179-201. [9]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
要实现法治的理想，中国很可能要先从建构法治的个别化模式开始出发，最终走向现代文明社会共通的法治社会。[3]法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主流观点，可参见李龙、卓泽渊、李林、徐显明：《法学家眼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载《光明日报》2009年9月10日，第011版。
尽管如此，笔者还要煞风景地指出：法治中国归根究底需要完成法治的中国化，而这一进程实际上就是法治的个别化，甚至只是法治个别化的一种模式。在结束了基于西方文明冲击的百余年大变乱的历史之后，尤其是历经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与动荡之后，时至上世纪末叶，国家治理秩序的稳定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在此背景下通过修改的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五条第一款），宪法学界许多学者认为，这可理解为在规范层面上确立了法治主义的宪法原则。
